如何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记者：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工作原则？
徐小洲：首先，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要坚持健康、有序开放。教育总是有目的的选择性行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必须铭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促进教育理念、教育体系、教育类型、教育对象等双向、高效、有序开放。在教育交流中，我们要妥善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方面，在引进外国教育资源时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不良的文化影响与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走出去”时，要善于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营造包容、开放、多元的教育开放氛围，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认知、沟通、理解，形成合作、互助、信任的文化共识。
其次，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要提升开放能级。根据全面开放的整体布局，大力推动教育系统全方位开放，形成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合力。为此，教育对外开放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向发力，重视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分步发展，在高质量、优结构、可持续中走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路子。
再其次，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要守住安全底线。我们要建立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治理体系，完善监督管理架构和政策法规，加强教育对外开放风险防控措施，确保教育对外开放行稳致远，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教育主权。
记者：结合刚刚谈到的问题和《意见》的部署，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如何从量的增加转向质的提升，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沈伟：内涵式的教育对外开放意味着遵循教育合作与交流的规律，根据国际关系的动态发展与本国教育引进、输出的现实需要，发挥教育促进文化交流、人才培养、推动和平发展的潜能。为实现教育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可采取如下策略：
优化出国留学的工作布局，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内涵式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冲突、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问题频频爆发。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世界的不确定、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间接影响了留学环境和留学意愿。曾为我国留学生首选地的北美，已出现人数增长乏力的势头。故应根据国际关系的动态发展，合理布局出国留学，为人才培养构建安全、良好的氛围。进一步推动东亚、“一带一路”等教育共同体建设，加快教育体制互通和学历、学分互认，为留学生提供更为便利、灵活的留学条件。
有序推进教育在地国际化，系统提升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截至2020年6月，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2282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共1196个。我国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10所，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21家。与此同时，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这些学校、项目、机构为我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与经验。我国可有计划地建立教育对外开放试验区、示范区等，在试验区内，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大中小学衔接机制，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在示范区内，凝练一流学科对外开放的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形成区域经验辐射。
拓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深化跨国科技合作创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由2018年的第17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4位，且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30名的国家，表现出巨大的上升潜力。目前，中国已与创新指数表现良好的以色列、芬兰、瑞士等国建立了创新伙伴关系及其相关平台，可在已有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上，协同高校、研究机构、企业、政府的力量，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通过“产学研用结合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机制深化国际科研合作，推动技术创新与转化。
丰富国际合作形式，以网络化、智能化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提高留学教育的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9年的大会上，通过了一套有效法律和技术规范的标准，促进开放教育资源在国际间共享。我国可积极参与到共享资源的建设中，并通过认证引进多类在线教育平台，借助智能伴学系统落实“泛在大学”，通过自适应技术支持留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通过扩展现实提高教学效能，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国际教育的质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