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疫情对教育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对外开放造成了哪些影响？
王晓宁：首先，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遭遇短期集中冲击。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如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人才引进、人文交流等诸多方面，因疫情直接影响而遭遇的集中冲击不言而喻。短期来看，疫情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教育投入下降、国际人员流动锐减、国际政治局势变动等，都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消极变量。在国际疫情倒灌、国内局部反弹的双重风险下，预判和测算上述影响及其规模，预筹应急应对举措，配合大局打好“战疫”下半场无疑是首要命题。
其次，“全球化”“国际化”遭遇空前反思。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同时也伴随着国别鸿沟、贫富差距、社会分化史无前例的扩大。新冠疫情的暴发，更让很多国家体验了产业链断裂对国家经济主权带来的威胁，“逆全球化”“有限的全球化”思潮以及各国对于“对外开放”的保守与退守姿态，将会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语境之一，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值得深度研判。
再其次，国际局势演变给教育对外开放带来不利因素。疫情发生前，中美间贸易摩擦已然频现，在关键技术领域中国频频受到打压。疫情蔓延背景下，“甩锅”中国以及制造病毒起源谣言等国际舆论攻击，仍在继续发酵。近期，美国更出台新政策对我国赴美留学和科研人员进行限制。这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才交流、合作办学等方面都将带来不利影响。
记者：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如何行稳致远？
王晓宁：一是要预判先机，撬动教育专属红利。全球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就业低迷及需求萎缩会迫使劳动力回归或滞留教育培训领域以寻求缓冲与储备，从而促使教育事业，包括教育对外开放领域为之提振。与此同时，国际间教育交流合作恰恰是当前全球化进程遇阻和国际政经局势紧张之下的一个软性缓冲机制，正当大展经纶之时，要及时对相关特殊机遇、专属红利做出预判，承担使命并发挥作用。
二是分而治之，部署差异化、精准化的交流合作战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对不同区域、不同学科、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合作交流战略要有差异化部署，对短期受冲击巨大的领域与长线稳定推进的领域要有精准化扶持举措等。
三是集中发力，推动举国体制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的关键发挥。集中力量迅速重启来华留学、加紧争取高科技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培养能够站到一线为中国独当一面的卓越国际人才等诸多方面，都有赖国家的集中动员与集中投入。有必要研判全局取舍轻重，争取资源保障重点。
四是全员提升，普及并升级国际素养教育。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年青一代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无论是能力上还是心理上。普及并升级以“世界观、民族情、中国心”为宗旨的国际素养教育，将让年青一代在全球宏观大背景中有效比照与深度认知中国的定位、角色和责任，进而发展出相应的全球合作与竞争素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稳健承继中国的未来。
访谈嘉宾
徐小洲 浙江传媒学院院长
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
沈 伟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阚 阅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晓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今年“两会”期间，涉及教育的建议提案较去年增加24.4%
教育部牵头办理1146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