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学生是如何得到这些药物的呢？基本来说，总有那么一批 ” 聪明 ” 的学生会和学校医院周旋，谎称自己有 ADHD，通过 ADHD 的测试。他们由此会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得到很多阿德林。得到这些药品，他们会纷发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干脆高价卖给周围的人。
毋庸置疑，这和在体育赛事中使用兴奋剂一样，使用安非他命会造成很大程度的不公。不过笔者周围的同学们并不感觉阿德林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甚至有人直说：阿德林其实就是一种很酷的，解决你学业问题的方法。比如，笔者认识一位智商颇高的哥们，平时从来不学习，作业也是东抄抄西抄抄。即便如此，这哥们的 GPA 依旧屹立不倒，大多是因为其在考试周和考试周前的死亡周彻夜学习整个学期的课程。笔者只能猜想，如果没有阿德林的帮助，可能他在第三天之后就不能继续了。这就回到了美国大学生活的真谛：” 社交——睡眠——学业 ” 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三个顶点，而任何凡人都只能选择其中两个顶点，放弃另外一个。而这位不愿意放弃社交和学业的哥们，只能放弃睡眠，又用各种乱七八糟的药物在没有睡眠的情况下维持着社交和学业。
Jenny，一位学习哲学的大三学生就是一个典型的 ” 校园毒贩 “。她在一年级时就被诊断出多动症。Jenny 告诉笔者，10 毫克的一个药片基本稳定在 5 美刀，或者她干脆用这些药片来和朋友交换一顿学校食堂的午餐。但是到了考试周，阿德林就变得供不应求了。她每天都会接到十几个电话或者短信，愿意花 10-15 美金获取一片橙黄色药片。” 你可以感觉到，要考试了，大家都快要疯了。”Jenny 说，人们对于阿德林这类的药物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她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即 2000 年以前，人们经常嘲笑她要靠吞噬药片才能 ” 正常工作 “。但是，Jenny 说，” 不知发生了什么，现在用阿德林似乎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很多心理健康从业者表示，ADHD 多动症的药物在大学校园里的风靡有着历史原因。在九十年代上半页，有很多学龄前儿童第一次被成批量地定性为 ” 多动症 “，并开始惯常性地服药——就像 Jenny 一样。他们陆续进入了大学，而他们从小便在吃的药物也随之进入了大学。即便如此，Jenny 实话实说：” 我能不吃阿德林就不吃，因为我觉得它让我不太精神正常。只有我实在要专心下来考试，或者写一篇论文的时候，我才会吃一片。” 有些专家表示，这种对于药物的开放态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一些有多动症的孩子获得学业上的成功——起码，他们可以不受歧视地使用这些药物，并且过上和一般孩子一样的生活。比如，一位在马里兰州立大学的校园医生表示，他经常能看见有些多动症的孩子通过服用这些药物，大大改善了生活，而他也认为这是好的。但是这位驻校医生表示，他几乎不能分辨那些假装自己有 ADHD 多动症的学生，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简而言之，在心理学范畴，不存在一种类似于测酒精含量的标准，而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骗过医生。在给学生药之前，他总是会反复提醒他们，和别人共享阿德林是犯法的。但是这位医生遗憾地说：” 我并不能去他们的房间，数一数他们的药片到底有没有少。” 哥伦比亚大学的另外一位驻校医生表示：” 阿德林并不能使你更聪明，它只能让你更加勤奋。简而言之，吃了这种药，你可以推迟睡眠，从而彻夜学习，一夜间补上一些功课。”
即便如此，阿德林等 ” 聪明药 ” 也造成了不小的道德困境：毕竟，如果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是违法的，那么为什么学生在考试期间服用阿德林就是可以的呢？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安吉拉深受困扰：” 我的朋友基本都在考试期间尝试过阿德林，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非常不公平。但是，现在校园文化认为使用阿德林是很酷的，是可以接受的——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