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我的母亲是一名语文老师，我们小时候最烦她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论到什么地方去玩，她一定会吩咐说：“好好观察，回来写个日记。”当时我最讨厌这句话了，让我们玩都玩不尽兴。
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日记写作对后来的小说创作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广州日报：你觉得自己的小说为何能在众多网络小说中脱颖而出？
张兵：真实。
因为我有着比较丰富的基层经验，我写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基层的那些事。大家喜欢它也是因为它真实，我没有去评判，只是把它们讲出来罢了，是相对客观地讲述。
我这本书写的就是时代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所以，我一直不承认这是一本“官场小说”。它写的是一个时代，只不过人物是一个公务员。
我写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吏”的事，还到不了“官”。很多人读我的小说，一定是感受到了人物的命运，才会喜欢。
大家对我的“创业”很支持
谈文化“母体”
这是每个作者的局限
广州日报：你是什么时候上大学的？
张兵：1992年，所以我所有小说主人公的背景，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段时间，刚好是我的青春时代，是我工作开始的时间。每个作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局限，这是无法回避的。
换句话说，每个作者都有写作的“母体”，“母体”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既是“母体”又是局限。每个作者，都有他最钟情的地域和时间，如果作者能够完全超越地域和时间，那他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这很难得。
应该说，“巴蜀”就是我的文化“母体”。
广州日报：你初入公务员队伍，是不是和自己想象的一样？
张兵：我父亲在监狱工作，我知道公务员这种体系，是不可能让自己发财的。我思考的是，能够用合法正当的手段，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家庭的状况。我就想到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幸运的是，一写就成功了。
广州日报：如果现在再写“侯卫东”，是否还能够获得过去的成功？
张兵：这不是时代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又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不可能写出和当时一样的作品，有可能写得比当时好，也有可能写得不如当时。如果写的一样，放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作品还是会获得成功。文化的基因，是深入到人们的骨髓的，可能人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广州日报：你写作都是在上班回到家之后才写吗？
张兵：全部都是。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写作，不打牌、不跳舞、不唱歌、不抽烟、不包二奶，我没有时间。我的业余生活，就是写作生活。
广州日报：以前单位知道你在创作小说吗？
张兵：以前不知道。但2010年，我上了作家富豪榜榜单，单位就知道了。
谈调职文联
是我主动申请去那儿的
广州日报：单位知道了你写小说，对你是否有影响？
张兵：没有太大的影响。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人们的包容性已经很强了，他们对我的“创业”，更多是持赞赏的态度，不会觉得我很古怪。
广州日报：你从园林局副局长，调到文联是什么原因？
张兵：我到文联是做党组成员、副主席，也是副处级，算是平调。这是我个人的意愿与组织需要结合的决定。
其实调动的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主动申请的。因为在职能部门，事情太繁杂了，占去了我很多时间，而我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平庸的副局长，但是，作为一个专写巴渝地区小说的作者，是很优秀的。我觉得应该把我放到价值更大的地方。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 张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