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举行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大阅兵活动，成为扬国威、聚民心的一大盛会。老毛子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等多国首脑出席阅兵式，分享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成果，而美英等战胜国及发达国家集体缺席，显示了当今世界的国家阵营及其政治理念依然经纬分明。
在所有受到邀请的相关国家领导人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是最为纠结的一位。安倍既想应邀访华，与习近平实现首脑会谈，借以改善两国关系，拉升国内的民意支持率，又想避开9月3日的胜利阅兵式，欲借鉴“默克尔方式”而在此前后访华，回避历史责任和现实尴尬。于是在过去三个月里，安倍是否访华一波三折，日本媒体三番两次抢发访华头条，释放出探测性气球。不过，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最终否认了首相访华，意味着安倍不可能在抗战胜利日给出令人期盼的政治选择和外交惊喜，而9月3日也不可能成为安倍的“尼克松时刻”。
作为一名政治家，安倍晋三兼备了原则性与灵活度，他在出席中国阅兵式而付出的政治代价与此行可能获得的政治收益之间，必然经过细密掐算。推动安倍是否访华的政治合力来自各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希望安倍能身体力行改善中日关系，而安倍访华有助于改善因新安保法案闯关而跌落的内阁支持率，同时还能会晤普京、朴槿惠等展开“阅兵外交”；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集体缺席使得安倍必须协调立场而畏手畏脚，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掣肘和压力同样不可小觑，而中国对于安倍“仅参加纪念活动而不参加阅兵”的两全其美方案并未提供外交配合可能是决定性的。总之，安倍最终以安保法案审议为由放弃了访华之行，所谓两利相较取其重，这意味着安倍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关键时刻还是差了一口气，缺乏出人意料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可以说，安倍错失了迅速改善中日关系的唯一良机。
全世界都认为，如果中日领导人一起出现在9月3日阅兵式上，将为中日关系留下历史性画面，也是中日实现和解的重要信号。不过，现实证明两国关系的改善情况，尤其是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思程度还支持不了这样的信号。日本媒体认为，安倍已经决定不去中国，这对安倍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中关系而言是重大挫折。当然，安倍有充分理由不出席阅兵，但为了日本为了这个地区，安倍应当参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安倍的出席能够向中国释放强烈信号，即日本愿意也能够大幅改善中日关系。如果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暨两个亚洲大国不能有效合作，那么东亚将无法处于稳定的正常状态。其次，为了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的新安保法案，安倍在国内艰难挣扎。日本公民社会正在强力阻止新安保法案，除了一贯的反战姿态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担心日本与中自产生重大军事冲突，而改善中日关系有助于消除国民的心理隐患，获得更多支持。其三，安倍内阁支持率最近几个月下滑明显，其右翼政治盟友已不可能为他加分，安倍如果访华绝对利大于弊。其四，USA可能不愿意看到中国藉阅兵而专美于前、独擅胜场，抑或不喜欢安倍出席中国阅兵式，但是安倍访华能改善中日关系，有利于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USA应当会乐观其成。总之，安倍出席中国的阅兵式，或是改善中日关系的绝佳机会，但是安倍放弃了70年一遇的历史机遇，扮演了“叶公好龙”的角色。
其实，中国对于勇于访华破冰的外国首脑和政治家一贯以礼相待，而且投桃报李。前有USA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1972年访华，揭开了中与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新篇章。无论他们曾经多么反共反华，最终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日本完全可以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可以发挥调停者和中介者作用，这些历史对于安倍来说并不陌生，或有借鉴的必要。
中国式政治外交的特色之一，就是面子可能比里子更重要，同为东方民族的日本人对此应该有所了解和认同。本次中国举行胜利阅兵，是扬国威聚民心的重大工程，而此前纷纷加入亚投行对争利逐益趋之若鹜的欧洲国家对此保持了集体沉默，令人难堪。其实在这种时刻，无意与中国均分利益的日本如果能在外交上独树一帜，安倍首相如果能亲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将为缓和中日关系提供关键性助力，其政治功效和深远影响将远胜于安倍给习近平写无数亲笔信。类似的政治默契和外交互助同样有例可循。89年六四风波过后，在欧洲世界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的过程中，日本于1990年率先重开对华政府贷款；1991年初，日本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率先访华；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作为首位G7首脑破冰访华；1992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陛下首次实现历史性访华。
安倍晋三是一个纠结的政治家，也是善于搞平衡的高手。不过，相对于屡屡弄巧成拙的政治平衡术，“百计不如一诚”应该是中日关系的正道。中日之间仍有堆积如山的课题有待解决，安倍的举棋不定让他错失了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如果说，9月3日访华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那么访华流产本身正成为当前中日关系的风向标，显示中日和解之路依然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