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心情阴郁的时期，大概正好激发了倾诉的欲望，不倾诉给身边任何人听——只写给自己。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我只要不上班就待在家里，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至今看来虽幼稚而拙劣，却真是一个特别的青春期。2000年，我开始了上网，并尝试把最初写的小说，贴到当年最热的“榕树下”网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实的生活，那时的小说也多是内心写照，或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偶尔会遇到在读的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的白领，除了对白领的收入有些羡慕以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到我。
我特别记得有个叫“23”的网友，只在2000年的平安夜的集体活动中见过一面，那年她是一个大四学生，也在“榕树下”发了不少网文，其中亦有不少关于大学生活的文章。在她的面前，我不太敢多说自己的生活状态，但后来是她的一句话，促使了我开始创作悬疑小说，从此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命。
2002年底，我被调到一个几乎是闲着没事的单位，负责撰写企业的史志和年鉴。在那里上班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工作的大楼有八十多年历史，每天面对许多发霉的档案，还有不知道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公文，从清朝灭亡那年的一直到21世纪初。虽然，大多数人将之视为养老圣地，但我还是非常喜欢研究历史的，尤其是能面对大量数十年前的文字，我甚至从中找到了许多五四时期首次发表的文学作品（或许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孤本吧）。
王朔有篇叫《橡皮人》的小说，今天对于“橡皮人”的注解是“他们没有神经，没有痛感，没有效率，没有反应。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对批评表扬无所谓、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当时，我感觉单位里的同事们，甚至包括少数刚刚大学毕业的同事，差不多都已悲哀地成为了“橡皮人”（或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或许他们自己感觉还很幸福，对不起，是我杞人忧天了）。
幸好，我从来没有成为过那样的人。
2005年，我忽然发现通过写作，已足够可以养活自己了：一年写小说挣来的版税，已经超过了单位发给我工资的几十倍。然而，当时我还是没有选择离开，继续维持了这样大约两年的时光。那时对我来说，上班已经不是为了生存，而仅仅是完成一种义务。或者，上班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似乎我永远不能适应每天待在家里的自由作家的生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