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个文艺青年朋友离开了北京

  • A+
所属分类:未分类

文/贤君 来源/海的西北角

黑色信封

Alex是一个很酷的女孩儿,抽烟,喝酒,偶尔烫头,手臂上纹了一排法文字母,远处看,还以为叮了一排苍蝇。

她在大望路上班,做广告创意,每天忙得像亿万富翁,日子却过得贫下中农。她是典型文青,每次和朋友吃饭聊天,张口萨特,闭口波伏娃,常常惹来邻座或仰望或鄙夷的目光。

在这个诗意如狗屁的年代,她自费出了一本诗集,然后吃了两年土。朋友常拿这事儿调侃,她回应的方式对得起自己诗人的身份——“给我滚丫蛋!”

我们在一次聚餐中认识,当时她刚刚出了书,围着酒桌四处兜售诗集未果,把我当成了最后目标。她搭在我的肩膀上醉醺醺地说:“贤君,看你长得这么斯文败类,一定适合读诗。”我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没有抵住诱惑,当即答应,买5本!

事实证明,我对不起自己的长相,她的诗,我读不懂。

不幸的是,我们就此成为了朋友。没钱的时候,她找我蹭吃蹭喝,有钱的时候,她请我大吃大喝。

她消费观简单,有钱就花。她不是物质女孩,衣服合身就好,包包装的越多越好,每天素面朝天,出门基本靠气场。而她的钱大多花在买书、买CD、买电子设备上。对的,她还是个摇滚迷。

后来一时兴起,她纠集了几个朋友,组了一支乐队,每天动次打次,惊扰四邻。为了不被英勇的朝阳大妈举报,她搬进了曾经的摇滚圣地——树村。

帮她搬家时,我看着摇摇欲坠的两层农房,想要深情说两句宽慰的话,但看她兴奋蹦哒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说要给我唱首歌,吉他前奏刚起,隔壁传来了敲墙板的声音,“能不能晚上再排练,老子还在睡觉呢!”

就这样,她过上了规律的生活,白天坐两个小时地铁上班,晚上回到出租屋练琴。

几个月后她做了第一场演出,场地是租的,观众是在北京的全体狐朋狗友。那天她唱了李志的《黑色信封》,我第一次听女生唱这歌,不好听,但我差点听出了眼泪。

后来,她和乐队的贝斯谈起了恋爱,一个不靠谱的摇滚青年。不出半年,积蓄花光,乐队解散,劳燕分飞,她从树村搬了出来,又重新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曾一度觉得她离不开北京,只有在北京,她的生命才能如此延展。在这里,她会永远年轻,永远热尿一坑。

后来她匆匆离开,凌晨12点来向我告别,我请她吃了一顿火锅。我们第一次没有聊人生和理想,我们聊了结婚与住房。吃完这顿饭,她就坐上了南去的航班。她说要先去成都,接下来去哪,她也不知道。

她走的时候,学人家歌词里,留下了一个黑色信封,我至今没有拆开。

半年后,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打来电话,那头的她气喘吁吁的兴奋着,她说:贤君,为了和你说话,我走了半小时山路,这里的月亮真圆,你有时间也来看看。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半天只说了一句,保重自己。

她叹了口气说:贤君,像你这种找不到斑马线就不敢过马路的人,不适合留在北京,会吃亏的,在那待够了就来找我吧。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晚上,我站在阳台上抽烟,考虑要不要离开北京,突然想到,Alex都没有告诉我她在哪里,我TM又能到哪去找她呢?

西西弗斯

刚来北京时,我住在回龙观,和同事小A一起合租。小A虽然小,却是闯过江湖卖过艺的主儿。据他说,10岁那年就独自一人坐火车穿过了大半个中国去上小学,然后通过多年艰苦奋斗,终于熬到了18岁辍学,怀着一腔文学梦来到了帝都。

我们在一起晃荡过了大半年,每天混迹于各种伪文艺场所,正襟危坐地听那些熬出头的文青们胡说八道,出门便大骂:“丫不就是一写鸡汤的吗?还人模狗样当起人生导师了!”

骂完我们会买两个煎饼果子,在瑟瑟寒风中回到出租屋。

他少年老成,最喜欢的作家是阎连科,文章满是乡土气。他不习惯用电脑写作,手稿常常铺满一整张桌子,然后再被无情丢进垃圾桶。

他四处投稿,偶尔被采用了,会用稿费请我吃顿羊蝎子。

他想写一部巨牛逼的作品,名字叫《西西弗斯》。他说,我们人啊,就是荒谬,明知人生终归无功而返,还要死要活的玩命向前。

我喜欢他丧到极点的人生观,但还是无情地告诉他,猪肉又长了两块钱。

那时候我们一点也不快乐,眼高过天,生活惨淡,为三餐发愁,为四季烦忧……当然,我们并不是在伤春悲秋,只是考虑到要换季了,是不是要剩下点钱买件新衣服。

后来,我们工资涨了,生活好过了些,每到周末可以去吃顿火锅唱唱歌,和朋友天上地下的聊聊天。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我们会就这样在北京混下去,像每一个默默无闻漂在这儿的人。

突然有一天,小A对我说,他想要回家了。

我问为什么?

“有次我坐在地铁口对面的饭馆吃饭,抬头看到喷涌而出的人流,你知道像什么吗?”小A说。

“爬虫,跳蚤,蚂蚁……”

“不是,”小A打断我,“是排泄物。”

“我们就像屎一样涌了进来,然后散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融在每一寸土里,我们用尽力气滋润这里,自己却永远开不了花。这太消耗生命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没有说话。

两周后,小A离开,我送他去了车站,对他说,《西西弗斯》写完了要告诉我,哪天得了茅奖也要告诉我。

他说,好。

然后转身上了火车。

我想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万乡

远道是我文青朋友中最普通的一个,工作普通,长相普通,理想也普通。他在一家出版公司当编辑,升值机会渺茫,日子乏味到一眼可以望到尽头。

他谈了一场3年的恋爱,异地了2年半。每逢节假日,都会备好干粮,坐上南下的火车,去看望远在家乡的小女友。

远道没有什么大的理想,他就想攒些钱,在家乡买套房子,在家里写写字,早早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一直漂在这儿,总要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和他聊天时,我总能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很好解决,只要有钱。是的,钱是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面对的命题。在这个资本世界,空谈理想总是没有什么压力,但若真是接了地气,想要踏实完整地去实践自己的理想生活,却是缺一分钱都寸步难行。我见过太多人,轻易佯装出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姿态,高谈理想时俾睨众生,一旦实践就一文不名。

在我最理想主义的时候,远道给过我当头棒喝。我觉得他和那些人不一样,他是一个贴地飞行的人。

今年三月,远道终于结束了异地恋,和她的小女友分了手。分手不是大事,但要喝顿酒,酒足饭饱总要聊聊人生。

他说,贤君,我和你不一样,我来北京根本就不是为了狗屁梦想,北京的确是一个不需要为高谈理想而感到羞愧的地方,但也绝不是一个造梦的城市,这里最不缺的就是追梦人,只是平庸的人依然平庸,幸运儿只有那么几个,但有那么几个就够了,我们搭好了巨大的背景,他们只需在台上演一出戏,便可吸引更多的后来人来到这座城市。所以贤君啊,少谈些理想,多想想生活吧。

我突然感到无比的落寞。

吃完这顿饭,我再也没有见过远道,后来偶然聊天,知道他回了家乡,考了一个闲职,每天看看报纸,写写字。他说他这一生也就这样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活的很好,那个简单愿望有没有被满足,我只是觉得惋惜。

如果有机会,我会对他说,人还是不能太过接近生活,离地面太近,也许就忘了飞行。还有,像我这种人,走到那里都可以是故乡。

最后

这是我来到北京的第二年,送走了三个文青朋友,我依然在这里,依然面对着各种困境,依然被无数琐事消耗着生命,依然等待着转折的契机,它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也许明天就要到来。

但那又能怎样呢?不过是一场生活。

发表评论

您必须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