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成药改名一事在中国大陆闹了场轩然大波。为规范中成药命名，2017年1月11日大陆的国家食药监总局印发出台了《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在这次修改中成药命名规则中明确提到，中成药通用名称应科学、明确、简短、不易产生歧义和误导，避免使用生涩用语，一般字数不超过8个字；其次，一般不采用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命名，也不应用代号命名。
相较于西药的命名，中成药的命名确实显得很不规范，心理暗示、夸大疗效之名比比皆是。这次出炉的征求意见稿，强调了应避免采用可能给患者以暗示的有关药理学、病理学等的药品名称。如：名称中含“降糖、降压、降脂、消炎、癌”等字样；也不应采用夸大、自诩、不切实际的用语。如：“宝”“灵”“精”“强力”“速效”等；以及名称含有“御制”“秘制”等溢美之词。
据媒体消息，在食药监总局药品数据库中检索，在国产药品一栏中仅药名中含有“灵”字的药品名称就涉及2,000多个、带“降糖”的181个、带“降脂”的190个、带“消炎”的689个……这次改名可能涉及5,000多种药，指导原则一旦通过，便意味着这些中成药有可能面临集体改名。
如果按照新规要求，小儿咳喘灵、强力枇杷露、速效救心丸、当归黄精膏、云南白药、风油精等这些人们熟知的中成药将被迫给自己取个新名，这岂不成了个大笑话。云南白药有了地名在药名里面需要被迫改名，风油精因为药名涉“精”也需要改名，但人家风油精中的“精”取精华、萃取之意，用了这么多年，这是招谁惹谁了？
中成药的药名有些涉嫌虚假宣传，应该整治，但整治的结果就是这么一纸拍脑袋公文吗？改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牵扯到诸多环节成本的叠加，涉及到包装材料、说明书、小盒、纸箱、标签等均要发生变更。如果说生产包装成本等姑且可以计算、承受，但于老字号品牌而言，更名带来的无形损失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进行二次市场培育绝不是一件想当然的易事。
中成药改名“一刀切”又是一项关起门来做出的决定。纵观刚过去的2016年，北京网约叫车出台了限制“京人京牌”的措施，让一部分公司和相关人员叫苦不迭；《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年末进行三审后，出现的最重大改变，居然是禁止设立营利性义务教育民办学校，这是叫教育促进吗？
再回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本着发展旅游创收的意愿，大陆不少地方将行政区改用辖境内著名景点命名，如1987年安徽省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地级）、1989年崇安县改名为武夷山市、1994年大庸市改名为张家界市、1998年南坪县改名为九寨沟县、2001年中甸县改名香格里拉县等。
这些都是拍脑门的决定，以徽州改名为例，改名为黄山市后，丢掉“徽州”了这个有900多年历史的旧称，让多少人嗟叹丢了徽州文化底蕴；再者，游客也被一个地方既有黄山市，又有黄山区、黄山风景区等称呼绕得云里雾里；另外，更是增加了各种社会成本支出。
以襄樊改名为襄阳为例，政府更改地图、牌匾、公章等开支，至少花费了1亿元。而比襄樊市更大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人口在千万以上，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大庄”，为求“名实合一”，曾欲改名为正定市或西拍坡市。据保守估算，石家庄倘若改名，完成各项以旧换新，至少需要耗费超过10亿元的行政开支。地名更改后，市民还需要改户口本、改身份证、改房产证等，企业更需要改各种证件，所耗费的时间、人力成本，显然无法估算。
一项政策的推行，必然要考虑到其显性和隐性成本，以及可能带来的负作用，而绝不能以初衷为好意作为理直气壮的理由，拍拍脑门就做出一个通行全国的决定。正如这场中成药改名的风波，可不要成为一场拍脑门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