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悲剧 安史之乱中的羁縻府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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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

在中国领土的最远端,常常可以看见石头或者碑上刻着“汉疆唐土”的字样,可见中国人对于这两个汉民族鼎盛时期建立王朝的辽阔疆土,有着深入血液和骨髓的辉煌记忆,确实,在汉、唐统治时期,中国极大的扩张了自身的版图,这其中又以唐代“武功之盛,亘古未有”,在全盛时期统治了东至鄂霍次克海,西逾葱岭(帕米尔高原)直至阿姆河,南至安南(越南),北至瀚海(贝加尔湖)的广阔土地,显得尤为耀眼。

汉疆唐土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其实在唐代建立之初也是憋屈的很,隋末乱世群雄并起,山头林立,虽然摆平了几个不服的,但依然有一些割据的军阀势力威胁着唐朝的统治,使唐的统治者无法像隋一样抽出军事力量在西北地区对抗日益强大的东突厥势力,突厥使者每次来到长安,态度都非常傲慢和跋扈,甚至胡作非为,唐朝君臣也不得不忍受,史载:

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

即使唐高祖君臣用伺候大爷的态度小心对待突厥,突厥依然我行我素,连年侵扰中原,并且勾结残余的反唐势力,蠢蠢欲动,试图效仿鲜卑拓跋氏逐鹿中原,公元626年6月,在闻知唐朝发生政变(玄武门之变)后,颉利可汗起兵攻唐,8月,突厥大军直抵渭水,列阵于渭水北岸,威胁首都长安,唐太宗不得已与颉利可汗签订城下之盟,突厥见唐军防守严密,强攻恐两败俱伤,于是大掠而走。

如此的奇耻大辱深深的刺痛了帝国君臣的心,公元630年,突厥遭“白灾”(暴雪)侵袭,又逢内乱,唐帝国本着趁他病要他命的思想打响了精心准备了多年攻灭东突厥之战,李靖等六总管发兵讨伐东突厥,唐军战前准备充足,战技高超,全军上下怀着复仇之心一举击灭东突厥,解决了西北方向上的心腹大患。此后,唐帝国通过连年攻伐,基本解决了除西南方向(吐蕃)之外的所有异族威胁,领土大大扩张,进入全盛时代,唐太宗得意而豪迈的说:

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尽为州县

唐军精锐武士,身披重甲,手持长枪,腰带横刀、弓箭

一、杀降不祥

东突厥灭亡后,投降的部众有十多万,其他依附于东突厥,在靖边战争中投降、被俘的“杂胡”更是不计其数,怎么处理这些人,成了摆在唐朝君臣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以中书侍郎颜师古,礼部侍郎李百药为代表,主张把这些胡人充实到河南、河北的府州去,“授以生业,教以耕种”,我们姑且可以称他们为鸽派:

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间, 分其种落, 散居州县,教之耕织, 可以化胡虏为农民, 永空塞北之地。

另外一派以名臣魏征为代表,持鹰派观点的,魏征可谓是唐代的川普,他反对非法移民,坚决主张把这些人遣送回原籍:

戎狄人面兽心, 弱则请服, 强则叛乱……宜纵之还故土, 不可留之中国。

魏征还举了晋代把匈奴残余和诸胡安置在中原地区导致五胡乱华生灵涂炭的例子:

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 遂为膻裘之域。

夏州都督窦静也反对把突厥俘虏安置在中原地区,他认为这严重的威胁了唐的国家安全:

置之中国, 有捐无益, 恐一旦生变, 犯我王略。

值得指出的是,两种态度相比较之下,似乎魏征让他们重回自由,回归家园的办法更加仁慈和人性,实际上当时东突厥适遭暴雪天灾,牲畜大量冻死,男性则在战争中大量阵亡,因此突厥俘虏中老弱和妇孺占了一半还多,这时候如果强迫他们返回塞北,无异于借助大自然之手判了大多数人的死刑。(晋代羯人就是在战败返迁途中因为饥饿互相攻掠甚至相食,最后灭绝)

因此,唐太宗当堂驳斥了魏征的意见,他说:

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现在有些半吊子历史学家,说唐太宗是鲜卑人,因此才对游牧民族如此宽容和优待,这种说法是基于无知的臆断,李世民的鲜卑血统主要来自于母系,而古代中国人和世界上多数其他民族的谱系是只承认父系的(如欧洲的萨利克法),而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也采用只研究Y染色体单倍体的方法来研究民族演变,因为只有Y染色体在遗传中能够保持稳定性(只有男性有Y染色体),因此,李世民是毋庸置疑的汉人,他对于处理少数民族俘虏问题的考虑,也反映出一个汉族帝王基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政治考虑,一方面他基于道家思想,认为鸽派“化胡虏为农民”的同化政策“乖违物性”,就是说强迫游牧民族去种地是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另外一方面他基于儒家思想,认为“杀降不祥”,更是坚决不同意采用魏征迫使俘虏死亡行军返回塞北的变相种族灭绝政策。

强大的武力是唐帝国自信的资本与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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