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将来需要两个人住的房子，理所应当得由一个人买单，买不起的话就趁早滚蛋，因为那意味着一个男人”没有家庭责任感”。中国男人的压力与烦恼，正如很多年前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在《最近比较烦》中所描绘的：”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天比一天难赚/太太买了八千块的耳环”。
如果说女性还可以想想事业与家庭哪个更重要，男人则别无选择。自古以来，物质方面对男人的高标准严要求，一直是他们天经地义无可推卸的职责。至于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吴秀波所扮演的男主角，一个以开出租车谋生计的体贴暖男，在电影院里坐着欣赏一下就可以了。真到过日子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幸福生活是这样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套理念演变到今天，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住大房子，最好再有两三套固定房产，孩子上国际学校，有部好车，老婆可以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有时间有闲钱去美容院……这一切，顺理成章地由家庭中的那个男人买单。
更糟糕的是，还有趁火打劫随时捣乱揩油的：在市场经济下，很多商家也时不时跟着凑热闹，它们成功洗脑了一部分女性，不，确切地说是大部分女性，直接导致中国男人患上了”过节头疼症”，什么圣诞节、情人节、七夕节、妇女节、对男人而言，所有这些节日其实没什么区别，通通都是需要对女人有所表示的消费节。如果拒绝承认和满足这种由商家的促销活动建构的新型节日，女人就有足够的理由说你不爱她。 就这样，商人和资本体系通过完美洗脑，成功地绑架了男人的钱包，打着”爱情”的幌子来剥削男人的剩余价值。
而务实的中国女人又不像西方女性那么好打发，几只玫瑰外加蜡烛就能搞定。如今的中国式爱情与金钱直接挂钩，钱越多，代表爱的越深，中国女性朋友圈里晒的老公表达爱意的红包，金额大多是”1314″，最起码也得是”520″，要是发个”13.14″，那简直就是搞笑。
而当中国男人终于突破千军万马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众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之后，本以为一直绷着的那根弦终于可以歇歇了，熟料，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在女权主义的崛起声中，画风又有点变，社会对他们提出了新要求：得有趣有情调，得是暖男，瞧瞧人家西方男人，懂得健身，有绅士风度，尊重女性……蓦然回首，中国男人发现自己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审美、艺术、以及一切他无暇顾及的，与名利无关的东西，包括陪伴父母的时间、帮老婆做家务带孩子……所有这些通通被提上了日程。
不妨体会一下电视调解节目中一个男人对老婆的控诉：”她和我说男人挣钱养家天经地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可一到做家务的时候，却又开始大谈男女平等。”
于是，一边是”买房买车是男人天职”的传统旧文化，一边是”男女平等””暖男””绅士”的社会文明趋势，此外还有站在一旁虎视眈眈，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站出来大声呵斥的女权主义，中国男人在四面夹击之下被反复吊打。
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长久以来，中国男性的健康以及心理问题已经成了铁一般冰冷的客观事实，却很少听到他们的求救声。在微信朋友圈，最常见到的是”大龄单身美少女”以及”中年怨妇”们的各种吐槽和抱怨，诉说着各种生活遭遇职场危机以及家庭纠纷。但作为中国家庭的顶梁柱，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中国男人，一直静悄悄的闷声不语。
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对男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许哭。
张爱玲在小说中说过：”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事实上，无可依靠的中国男人，属于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但是，他们却无处，也不能诉说。
这正如一篇文章所说：”女性可以爽快承认自己安全感缺失，这种缺失让人想起眼睛在指缝间偷偷张望、撅着嘴拉住恋人的袖口，以及一脸紧张地问你爱不爱我。这种缺失是自带’萌感’的，如果碰上一个能庇护她的男人，那简直是加分项。可如果一个男人说，我没有安全感啊，那就完了，周围人冷哼一声：窝囊废。”
中国文化中的男子汉，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不能婆婆妈妈，不能抱怨，男人得顶天立地，得是”大男人”。一部中国大陆剧中的片尾曲曾这样诠释他们的憋屈：”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总之就是郁闷至死也不能叫唤。
而这就令人不由想到了古代一种刑罚：打闷棍。口鼻上盖着浸过水的棉纸，然后棍棒加身，疼痛难忍却不能发声。这样想想，安静地咬牙挣扎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之间的中国男人，实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