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 那个世界上最猖狂的老炮儿

普京出生于1952年,与古拉格老炮儿大量获释几乎是同一时期。他成长于俄式大院的丛林社会之中,青年时代频繁打架斗殴,而且如前所述,他的桑勃式摔跤教练就是一位黑帮老炮儿。普京的家长也很懂“江湖规矩”,在此等环境中长大的普京,在成为俄罗斯总统后也很喜欢和公众分享他少年时代打架斗殴的经验。2015年10月,在谈及叙利亚问题时,他就曾表示:“50年前,列宁格勒的街头教会了我一件事——如果打架不可避免,那就必须得先动手。”

 “你学法律干什么?想去当雷子、抓人进监狱吗?”1970年,18岁的列宁格勒青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刚刚告诉教练自己的大学志愿,便遭到了其劈头盖脸的质问。
可想而知,这位列奥尼德·伊奥诺维奇·乌斯维亚佐夫教练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除了向徒弟们传授桑勃式摔跤之外,他还是圣彼得堡的黑帮大佬,当时已有过10年的入狱经历。普京升学后,这位老炮儿还将惹别的事儿再服刑10年。

然而,乌斯维亚佐夫之所以不愿自己的徒弟去学法律当警察,还不一定是出于他个人对“雷子(对警察的蔑称)”的憎恶。作为黑帮老炮儿的徒弟,当警察冒犯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苏联黑帮老炮儿之间最极端也最僵硬的传统。

苏联老炮儿的诞生

苏联存在之前,俄国的职业犯罪活动就丰富多彩。后来成为苏联领袖的约瑟夫·斯大林,青年时代即是一位高加索老炮儿,在抢银行劫火车方面经验丰富,常以其“劳动果实”支援革命,被同志们尊称为“首席金融家”。

到了革命年代,由于内战连年不休,很多地方陷入秩序真空,武装匪帮们便更加茁壮成长起来,在一些地方甚至能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过到20年代布尔什维克站稳脚跟后,这些老一代的犯罪分子还是被秘密警察“契卡”赶尽杀绝。一批批老江湖被装车送往古拉格,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服刑生涯。

然而,苏联政权对老炮儿们的打击只是看似彻底,实际上远没有根除犯罪分子和犯罪现象,而只是改变了红色帝国的犯罪地图。一方面,他们做到了“让你丫镇莫斯科镇彼得堡,契卡全镇”;另一方面,苏联的镇压却把老炮儿们集中到了劳改营里,让他们有了互帮互学、共同提高的良机。

不久之后,这些老炮儿便团结起来,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组成了犯罪团伙“律贼”。作为一帮堪与共产党比狠的凶徒,他们不但幸存于劳改营里恶劣的生存环境,还“反客为主”,建立了一套对劳改营地下世界的暴政统治,成为了古拉格的“午夜霸主”。

根据“律贼”制订的地下监规,所有古拉格囚犯都不能承认任何苏维埃法规,甚至不能使用苏联刑法中的名词术语,否则就要面临地下法庭的审判,遭到残酷的殴打。

律贼老炮儿们还有一套约束自己的“律贼法典”,内容更加严酷,不亚于共产党组织在革命时期的内部纪律审查。该法典规定,一个合格的律贼要以犯罪为使命,以号房为故乡,“监狱之于律贼,正如天国之于天使。”在加入律贼组织时,新科老炮儿还须宣誓,要“为犯罪分子的理想奋斗终身”。

尤为重要的,是律贼法典中定下的犯罪分子铁律:在任何情况下,律贼成员都不能与苏维埃政权有任何合作,除了不能当线人、警察或者军人之外,连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活动都不被容许,违者会遭到残酷的惩罚。

可想而知,在斯大林时代,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很难坚持此等原则,古拉格里的情况更不难想象。

律贼法典的其它部分也不乏动人之处,比如不得出卖朋友,有机会的时候还要率先替人扛罪;老炮儿们还应言出必行,尤其要坚守对其他罪犯的承诺;律贼甚至不能隐瞒自己的身份,只要被问起“你是律贼吗”,哪怕对方是警察,也必须回答:是的,我是一名律贼——在苏联30年代人人互相举报以求自保的背景下,律贼这种灭绝人性的诚实和荣誉感,反而表现出某种扭曲而难得的价值观。

在古拉格历史上,“律贼法典”的影响极为深刻,尤其是“不可与官方合作”的铁律,任何违反者都会被定性为“素卡(сука,英语BITCH)”,遭到恐怖的惩罚。普京选择学法律时遭到的斥责,就可以体现出这条铁律的影响。

情况随着二战的到来发生了改变。战争开始后,苏军减员量巨大,于是在古拉格开放报名,允许囚徒报名参军以换取减刑。此后几年里,共有130多万劳改犯走上前线。他们也因此被古拉格中的律贼老炮儿们记录为“素卡”,等待日后有机会时予以严惩。

1945年,随着惩戒营士兵们回到古拉格继续服刑,一场残酷的黑帮战争打响了。在这场被统称为“素卡战争”的大规模监狱冲突中,律贼和团结起来的素卡展开了可怕的流血斗争。由于素卡得到官方的支持,又是经历过苏德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的超级暴徒,律贼老炮儿很快便纷纷吃亏,被迫用舔匕首的方式向素卡老炮儿表示臣服。

律贼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被迫改变了其法典中许多僵硬而反人性的内容,但从未被真正摧毁。反而是苏联古拉格体系,在素卡战争的动荡中受到了重创。再加上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劳改营的关闭逐渐成为了必然。

从1953年开始,也就是普京1岁的时候,古拉格开始大量释放囚犯。老炮儿们如洪流一般涌入社会,仅在1953年春夏便有118万人获得自由。

在此之后,苏联仍继续释放囚犯,同时又有新的囚犯“补充”进来。到苏联后期,全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或者有亲人坐过牢。这些在素卡战争中“经受过考验”的老炮儿,即将在后极权时代的苏联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后古拉格时代的老炮儿

随着老炮儿们的获释,监狱文化和犯罪文化普及到了苏联社会之中。年轻一代人越发好勇斗狠,打架斗殴变成家常便饭。人们不愿相信政府,喜欢通过私人关系或“地下手段”解决问题。

就连在日常口语中,苏联人的语言系统里都多出了大量的监狱词汇和用法。一直到21世纪,俄罗斯从普京已降的各级官员还是满口古拉格黑话,以至于有学者公开呼吁,不要用泛滥的监狱语言破坏俄语的纯洁。

而在真正的地下世界,走出监狱的律贼们也发展壮大了起来。这些老炮儿纷纷成为黑帮大佬,聚集起昔日的囚徒弟兄,开始在苏联各大城市的市场上建立地下秩序,进而将触角伸向更多的领域,甚至举办全国性的罪犯会议。“律贼”一词也开始演变,逐渐像其他语言中的“教父”、“大佬”一样,成为了俄罗斯黑帮中对领导人的尊称。

而“绝不能与国家合作”的律贼铁律,到苏联末期也越来越不受重视了。新一代的黑道分子不再把律贼法典当回事,甚至和政界大佬开始了公开交往。1980年,为了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的维稳工作,时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的勃列日涅夫女婿尤里·丘尔巴诺夫就曾召集过莫斯科各区的黑帮头目,要求他们保证奥运会期间的社会治安。

苏联黑帮和体育运动的关系也不只是负责安保,像普京的教练乌斯维亚佐夫这种身兼教练和黑帮分子双重身份的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在后来的俄罗斯黑帮史上,许多名镇一方的老炮儿都曾是格斗项目的运动员,拳击、桑勃式摔跤是其中的“重灾区”。到了90年代,俄语中“体育的”这个形容词还一度具有了黑帮色彩。

除此之外,在老炮儿们大量获释的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到处都盖起了简易楼“赫鲁晓巴”,结果便出现了居民楼围成的大院子,从地理格局上来看近于中国的“大院”。在老炮儿们的影响下,这些半封闭大院中的少年儿童生活也变成了“丛林社会”,大孩子充当统治者,欺负年龄小的孩子。

有趣的是,这种大院小混混生态也表现出了古拉格黑帮的影响,比如哪个孩子被欺负后要是找父母撑腰,就会像监狱里的素卡一样被大家视为叛徒,从此遭到所有孩子的孤立。

苏联的年轻人也对黑帮生活颇为向往,老炮儿们的举手投足都有可能成为青年时尚。比如俄罗斯人对服装品牌阿迪达斯特别热衷,就有可能与苏联的黑帮文化有关——在晚期苏联,该品牌因受到苏联奥运代表团的青睐而广受欢迎,但在社会上只有黑帮大佬们能穿得起,结果使之成为了黑帮地位的象征。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成长的时代,他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黑帮气氛浓郁的特殊社会。

老炮儿普京

普京出生于1952年,与古拉格老炮儿大量获释几乎是同一时期。他成长于俄式大院的丛林社会之中,青年时代频繁打架斗殴,而且如前所述,他的桑勃式摔跤教练就是一位黑帮老炮儿。

普京的家长也很懂“江湖规矩”。在儿童普京遭到大孩子欺负时,普京那位打过二战后来当了工人的父亲只为他出过一次头,然后就硬邦邦地扔下一句:“以后这种事别找我,自己摆平!”

后来,在普京决定学法律并被教练批评后,他的父母也曾对他的选择表示反对,其中或许也有同样的文化内涵。值得一提的是,在1970年的那次和教练的谈话中,18岁的普京本人也坚定地答道:怎么可能!我才不会去当雷子!

普京所在的大院儿也堪称是非之地。据他的玩伴们说,他们的院子有一个很隐蔽的后门,很多不良青年在被警察追的时候都往这里跑,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摆脱警察。当时还有一位名叫尤拉·西多罗夫的少年,是大院“青少年地下世界”的统治者,后来加入黑帮,入狱后杳无音信。

在此等环境中长大的普京,在成为俄罗斯总统后也很喜欢和公众分享他少年时代打架斗殴的经验。2015年10月,在谈及叙利亚问题时,他就曾表示:“50年前,列宁格勒的街头教会了我一件事——如果打架不可避免,那就必须得先动手。”

普京的街头哲学还不止于此,“不能随便惹事,但事来了不能怕”、“一定要让自己足够强,才能在受到侵犯时马上回击”之类的言论都被他挂在嘴边。他还公开表示,这些东西都得之于“街头大学”。

普京也是一位监狱黑话的忠实使用者。他曾说要“抓住萨卡什维利的蛋”,将俄罗斯反对派讽刺为“猴民”(监狱里不愿跟别人接触的犯人),以及在1999年,他公开扬言“把恐怖分子溺死在厕所里”——这句话的背景太“古拉格”了,连普京自己说完都有些后悔。

很多古拉格营地里没有厕所,囚徒们在山丘上挖个大坑就在里面方便。在素卡战争,这个地方就成了杀人的好地方——把人扔进去活活溺死,尸体很快就冻住,化冻时才能找到。“把人溺死在厕所”里便作为一句老炮儿黑话流传了下来。

普京的那位黑帮教练,在日常表现上也颇具老炮儿做派。据普京回忆,乌斯维亚佐夫曾因为其他教练占用体育馆过久,从其身后进行突袭,将其勒到不省人事。后来成为总统的普京,讲述此事不乏赞美的口吻。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普京成长了起来。从古拉格到犯罪文化对俄社会的传染,从大院到街头,从俄罗斯黑帮到体育运动的”黑化”,普京实际上是后极权时代的苏联社会的一个缩影。他那些从街头和大院里学到的哲学,黑帮分子乌斯维亚佐夫那种强硬性格的影响,或多或少地都体现在了普京日后的执政生涯里。普京满口的黑话更是直接的体现。

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时代。70年代末,随着知青大量返城,年轻人就像刚刚还乡的古拉格老炮儿们一样,“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在他们的努力下,80年代初中国的治安状况足以令中老年人汗毛倒竖,终于在1983年开始了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不过在几轮运动之后,中国年轻人便再也难振雄风,只能以“严打没打着”的挑衅口号自我标榜。

相比之下,苏联面临老炮儿危机时的国家领导人已较为“年轻”,对布尔什维克的老办法不熟悉,也就没能选择“严打”的方法,只能承受老炮儿重返社会带来的文化和社会震荡。

而普京与50年代以来成长的一代代俄罗斯老炮儿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听从教练的教诲,毅然选择了学法律、当克格勃的人生道路。拜他这个年轻时的伙伴所赐,普京一起学摔跤的朋友们也选择了类似的人生,包括顶级富豪兼普京心腹阿尔卡季·罗滕伯格,以及后来成为杜马议员的瓦西里·舍斯塔科夫。

至于普京的教练、真正的俄罗斯老炮儿乌斯维亚佐夫,则慢慢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当人们谈到普京学习桑勃式摔跤的经历时,提到的总是他的早期教练阿纳托利·拉赫林,而不太提起这位与普京关系密切得多、但是身份见不得人的黑帮师傅。

1994年,乌斯维亚佐夫被人枪杀身亡。他一生从未留下过一张清晰的照片,只留下了一尊彰显老炮儿气质的墓碑:我虽死去,帮会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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