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英（化名）从事房产中介已经三年，她所在的门店毗邻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这所被业内人士称为“牛小”的学校，因2013年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划片入学”的政策带动周围的房价一路飙升，家长们与其说是买房子，不如说是买入学名额。在振英负责的区域，楼房每平米15万到20万，平房至少25万。前段时间，有媒体更是爆出这里的一间平房卖出了每平米46万元的天价。
周末通常是购房者集中看房的时间，3月的第一个周六，振英连走路带乘车，数不清在崇文门和宣武门之间打了几个来回。
振英做房产中介已有三年，她供职于北京一家大型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公司的门店几乎遍布北京的每条街区。振英所在的门店隐藏在一片“老破小”的街区里，“老破小”是业话，意指建造年代久远、又破又小的房屋，街区里随处可见求购房产的小广告，毫无例外都是“急求实验二小本校有名额房产。”
振英所在的门店毗邻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这所被业内人士称为“牛小”的学校，因2013年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划片入学”的政策带动周围的房价一路飙升，所谓划片，简言之就是房子在哪，孩子就要在哪上小学。政策出台后，几乎所有知名小学附近的房价立马水涨船高，家长们与其说是买房子，不如说是买入学名额。
在振英的这个区域，楼房每平米15万到20万，平房至少25万。前段时间，有媒体更是爆出这里的一间平房卖出了每平米46万元的天价。
振英所在的门店大约30平米，临街，室内除了办公电脑和接待顾客用的桌椅，几无任何陈设。稍显暗淡的空间里唯一的色彩来自进门处一个硕大的公司LOGO，规章和流程在这里不断被强调，店员们每日必须穿着整齐划一的黑色西装，男士打领带，女士穿高跟鞋，这是公司制定的“颜值标准”。
“中介要对客户的身份严格保密，但是能在这儿买房的一般就三种人，做生意的，搞金融的，还有灰色收入特别高的。”振英告诉《人物》记者，她今年27岁，身上带着房产中介独有的亲和力，一副黑框眼镜挂在圆脸上，如同她对北京房价的早已见怪不怪，身边的“土豪”客户在她眼里也与普通人也并无二致，她半开玩笑地说，“我也不求他们帮忙。”
在买学区房这件事上，振英见识了很多人未雨绸缪，曾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天津男人来这里看房，他想在实验二小附近买一套小两居，以便孙子能在这里读书。振英问他，孙子现在多大了，想哪年入学，他尴尬地笑笑，说，其实孙子还没出生，他的儿子才刚刚上大一，“我提早帮他铺路嘛。”男人告诉振英。
“给孩子最好的”是家长们一致的想法，振英讲起王先生的故事，他原来家住西二环的展览路，在银行工作，一家三口住着180平米的大房子，房子也属于学区房，女儿可以直接就读质量不错的展览路一小，但王先生并不满足，“我就是要给我女儿最好的”，全家商议决定卖掉现在的房子，换成实验二小的学区房。
交易是在凌晨进行的。那晚，振英像平时一样在电脑上刷新房源，一套新上架的房子吸引了振英的注意力，以她的经验来看，这套50平米的房子卖600万“简直是白菜价”。她立马核对了王先生的选房要求，完全符合。凌晨12点，她致电王先生，据振英回忆，当时王先生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马上签约，随即就开车来接振英，这么便宜的房子晚了“就怕被别人抢了”。时值寒冬，房主在天津，但王先生带着振英开车直奔天津，签约完成后已是凌晨2点多了，回来的路上，王先生一遍遍地感谢振英的帮助，振英觉得是运气使然，“正好被我们赶上了”。现在，这套房子的市值已经涨到了一千万。
虽说满足了女儿的“名校梦”，但王先生很快对这个简陋的一居室不满意。振英说，房子到手之后，他把原本的一居室改成了两居室，但居住条件与原来相比还是差距太大，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王先生把房子租出去了，一家三口又在附近租了一套大房子。
与孩子的学业相比，财富往往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倾全家之力买学区房的情况也存在。让振英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老太太，想给孙女买一套学区房，苦于房价高企，家中丈夫也因瘫痪在床，每月要支付一大笔医药费。一家人商议许久，决定咬紧牙关，贷款买房。因为儿子儿媳工作太忙，没时间看房，她便干起了跑腿的活儿，从八月到十一月，暑天到寒冬，单衣换成了棉衣，振英回忆，老太太独自看了至少三十套房子。房子最终定下来，300万，贷款60%。签约前，老太太眉头紧皱，不断地搓着手，一直跟振英东拉西扯说些闲话，振英猜测，老人是难掩心中的紧张。“我就给他们的中介费打了最低折扣，大家都不容易。”
“网上有关于北京学区房的论坛，那些论坛的版主基本上都是炒房的。”振英告诉记者，她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通常对北京各大学区房市场非常了解，房价有起有落，一旦发现有升值潜力的房子就果断出手，待房价又涨，他们便迅速脱手，从中渔利。这些人炒房多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人脉，所以一旦出手就会“扫”掉多套房屋。之后，便利用自己在网络论坛上的影响力大肆宣扬这个区域内的房子，鼓励要买学区房的家长“赶快下手”。
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借力房产中介公司帮他们推广。“但是当我们帮他找到客户的时候，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联系客户私下交易，这样就又把中介费省下来了。”振英解释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她带着客户去找业主看房，因为中介在场，业主不好直接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但业主悄悄拍了一张客户的照片，拿来作自己的微信头像，然后开启附近的人，“客户看到自己的照片肯定就把他加了啊，然后我们就又被跳（票）了。”
振英立刻找到这位业主在他们公司网站上挂牌出售的所有房子，把它们全都下架了，这个业主通过客服渠道投诉了振英，“说我服务态度不好”。振英只得给这个业主打电话，她留了一个心眼，把通话全程录音。电话里，这位业主一再表示自己并无它意，只是想快点把房子卖出去。之后，振英把通话录音发给上级领导，这才撤销了对她的投诉。
最令振英感到无奈和愤怒的是客户的跳票行为。“跳票”是房产中介业内的行话，指购房者先让一家中介公司提供房产咨询，选定了要购买的房产，一切都办理妥当后，购房者为了少花中介费又去联系别家中介公司。因为中介费是在房产交易完成后交付的，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章限制这一行为，遭遇跳票的中介大多忍气吞声。“有些中介会报复，比如堵他们家门锁啊，晚上在路上堵他啊，但这都是些小公司才会干的，我们这种大公司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就算被跳票了也绝对不会（报复）。”振英说。
她回忆起一件让她感到愤怒又可笑的故事。2015年7月的一天，她接待了一位想买房子的老太太，儿子在金融街上班，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来看房。老太太就找聘请振英帮忙选房子，振英陪她看了一个多月的房子，最终她选定了一套两居室，约定某天下午四点去门店商定签约的事宜。但那天下午两点钟，振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是那个老太太打来的，电话里一片嘈杂，振英连声“喂”了几句，对面依然没人理会，“她应该是不小心碰到手机打过来了，”振英猜测。她正准备挂掉，却听见手机里传来了别家房产中介的名字，“他们公司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中介费比我们低，”依之前的经验，振英猜老太太应该是跳票了，手机里传来的对话让她明白了原来老太太和她约定的四点钟签约只是一个幌子，老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偷偷跑去附近的另一家中介公司，告诉他们已经选定了一套房子，让他们马上和业主联系，“马上签约”。说到这里，振英撇撇嘴，“都这么有钱了缺这点中介费吗？亏我们一个多月每天车接车送带她看房子”。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逞，跳票的客户有时也会付出代价。振英的一位同事前段时间也遭遇了客户跳票，但就在客户换中介的这几天时间里，房价又涨了15万。
振英喜欢自己的工作，但她也知道，这份工作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还是有一些偏见”，作为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不知所谓的要求和刻意的刁难在这个行业屡见不鲜：一对外地口音的夫妇说中介给他们找的房子门牌上带3，在老家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要求换房；有位业主老大爷卖房后，不想补交原先欠下了的十几年的物业费，躺在地上装病；还有一些人“就是觉得中介收了我的钱，我得为难一下他们找点心里平衡。”振英愤愤地说。尤其是最近，在天价学区房的新闻后，她所在的公司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房价也不是我们让它涨的”。
振英每周休息一天，周一或周二，休息时间几乎都在睡觉和看电影中度过，她喜欢宫崎骏，喜欢宫崎骏动画里所讲述的纯真和爱。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总会冷不丁地生出些孤独，她这座城市的朋友也不多，相熟的都是在公司培训时认识的，大家工作很忙，少有时间相聚。
不断攀升的房价在振英眼中不过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数字，“早就没感觉了”。她的很多客户从事金融业和银行业，平时和她聊天谈到房价都普遍认为现在的价格是合理的，这让振英非常明白，自己在北京肯定是买不起房的，去年，她花了一百万在老家附近买了两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给我弟弟当结婚的聘礼。”她为自己做好的打算，再干几年，到三十岁“退休”。
每三个月，振英回一趟老家河北保定，“前一天晚上走，第二天晚上回来。”她曾拒绝外调到深圳的机会，还是想离父母近一点，母亲最初对她做中介有些看法，但最近几年，振英的收入渐涨，对家里也多有帮扶，母亲开始跟亲戚们明里暗里地夸她有出息。
即便公司规定的下班时间是晚上9点，但振英从来没有准时下过班，晚上回家之后，她通常要应付许多客户的咨询。事实上，她的电话全天几乎没断过，常见的工作状态是：包里揣着充电宝，一只手拿着电话，一只耳机塞在耳朵里，随时等待第一时间接听客户的电话。3月的一天，晚上7点多，振英和记者吃过晚饭后，忽然接到了公司电话，通知她马上回去开会。走出餐厅时，已暮色四合，马路上车灯流动，临告别前，记者问她，“你觉得做这一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她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还是善良吧，嗯，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