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金花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友谊是有毒的，它宛如外观花哨的毒蘑菇，在鲜艳的外衣下包裹着的，却是足以致命的东西。它使我在长达半生的时间里，将“友谊”这个词划入另册，心怀担忧和恐惧。
金花转入我们班，是高中二年级的事。那一年我16岁，像所有同龄的女孩子一样，简单而纯粹，一双没被污染过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明媚而阳光的一面。就像一只放养在没有天敌的花园中的兔子，对世界没有基本的机心和防范，总相信这个世界只有暖洋洋的太阳和甜滋滋的风，没有阴雨闪电，更没有大灰狼……
金花最初就是以阳光的形象进入我和同学们生活的。她五官漂亮，身材很好，头发令人舒服的柔顺，脸上和嘴唇上，总有令人愉悦的红晕，和她交往之后才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平白无故生长出来的，而是经过精心而细致的捣腾——头发的柔顺，是烫出来的，而腮和唇的红晕，是化妆化出来的。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内陆城市，绝对是新潮而前卫的。当时，主流的审美趣味，还停留在烫大波浪涂血盆大口，这些东西如果带进学校，会死人的。
金花以低调的奢华，轻易打破了严禁烫头和化妆的校规。她说她的发型和口红，都是香港最流行的，她是在深圳玩时体验到的，这才叫洋气，不象内地的艳丽和重口味，整个一个“俗”。她没说的是，她之所以在原学校混不下去的原因，也与这次“不俗”的旅行有关，与她一起去的，是一个和她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这当然是很久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的。
金花不仅好看，而且大方。她总能从书包里拿出令我们尖叫和唏嘘的东西，要么是一盒原装的港台歌星的录音带，要么是飞机上吃的口香糖，要么是一瓶进口香水或发夹，这些都是我们用钱都买不到的东西，而她，总是在我们惊呼和赞叹之后，分送给我们，让我们对她，像对圣诞老公公一样既崇拜又亲切。在很短的时间里，全班的女生将她奉为偶像，不知不觉地对她进行膜拜和效仿。
在所有女生中，她对我最好，其她几个长相还算漂亮的女生，也跟她关系不错。最初，我天真地以为，这是物以类聚的原因，漂亮女孩子喜欢跟漂亮女孩子一起玩，这很正常。这样的友谊，受人嫉妒，也很正常。但事实的真相，却并非如此。
母亲看到我书包里莫名增加了许多新鲜玩意儿，询问我是不是收了别的男生送的东西？她一再叮咛，千万不要收异性的东西，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后患。因为金花不是男生，我对她的叮嘱和担忧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她的担心和忧虑，都是杞人忧天。最初问时，还会勉强敷衍两句，最后问得多了，就沉默不理，或干脆不耐烦地吼出一句：是朋友送的，人家是女的！你该放心了吧？
母亲听了，不仅不放心，还不无焦虑地说：“朋友？朋友如果整起人来，更凶猛！”
我对她如此看待朋友和友谊而感到不可思议，认为她把世界看得太昏暗和绝望了！而她则对我把世道和人心看得太美好太简单而忧心忡忡。在权衡再三之后，她给我讲了一个久远的真实故事，故事主人公陶姨是她的一个朋友，那时刚参加工作，相貌出众人也开朗可爱，她和另一个女孩关系很好，她们吃住在一起，出入都一道，如胶似漆，关系很好。但她不知道，那个女孩为了讨好厂领导，而承诺帮他接近她，屡次撮合不成之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她悄悄打开房门，把领导换了进去……
后来她怀孕了，不得已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几岁的领导，不开心不幸福地过了大半辈子。
母亲这个故事，使我寒毛倒竖了很久。但我依然觉得，这极可能是她为了不让我与金花交往影响学业而编出的恐怖故事。我不相信这种只有小说中才有的情节，会被我碰到。而且，用别人的失败友谊故事来否定自己的友谊，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