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一手是无情打压，一手是奖赏有加。阉党能发展成一个一手遮天的团伙，在于魏忠贤对他手下的依附者们从不间断的论功行赏，使得他的依附者们把依附他、迎合他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顺天府尹在宣武门外为魏忠贤建了座生祠，举行奠基仪式那天，工地上铺满了地毯，设置了香案，但当时不少官员大约还没摸清楚建这种生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此没一个官员上去拜揖。
顺天府尹的确是个懂政治的好官，他独自走上去：“八拜跪伏，意气扬扬自得。”不到半个月，上面的指示下来了，顺天府尹被提拔为右都御史，同时兼任顺天府尹。
那些不曾拜捐的同僚，想必肠子都悔青了。
在接到提拔指令当天，顺天府尹非常牛逼地向手下官员宣布，今后路过生祠时，不拜捐的处死，犹犹豫豫的问罪。
至于最早提出要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祯，很快就被提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与此相对比的是他的同事、浙江巡按刘之待，他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报告比潘的报告晚到京师一天，于是，潘升官，刘去职。
6、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更何况中国有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说法。因此，当坚持真理会带来杀身之祸，散布谎言或带头撒谎却会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时，那些原本饱读圣贤书，曾经自诩以天下名教为已任的士大夫，除了极少数硬骨头如杨涟者外，大多数人都会把脸面和良知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毅然决然地扔进垃圾堆，就像魏忠贤当年为了往上爬一刀割掉自己的小鸡鸡那样。
在明哲保身的实用主义思想指引下，什么气节，廉耻，儒家道统，统统见他妈的鬼吧。这就好比做贼或做鸡，最关键的其实只有一步，那就是第一步。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就只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变化了。无耻一次是无耻，无耻一百次也是无耻，更何况，无耻还能换来高官厚禄，还能封妻荫子呢？
所以，事过几百年，我们就看到了晚明时代举国若狂地向一个竖阉谄媚：大学士黄立极等人在代皇帝拟的圣旨中，都称‘朕与厂臣’；大臣们在奏章中更是不敢提魏忠贤名号，敬称厂臣；包括部长级的大批高级官员纷纷拜魏忠贤为干爹甚至干爷。
浙江巡抚潘汝祯发明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独特歌颂形式后，为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建生祠如同一场政治运动风靡全国，就连以正直著称的袁崇焕也不得不亦步亦趋。短短一年中，全国共建生祠四十多处，其中有两处甚至建到了安葬朱元璋的孝陵和安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旁边。
这些生祠里，供奉着魏忠贤的偶像――当时称作“喜容”。喜容用名贵檀木雕塑而成，一副帝王相，外穿冕服，腹充金玉。生祠落成后，文武官员集体向喜容行五拜三叩大礼。生祠大门两侧，高悬着吹捧魏忠贤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有一次，某座新落成的生祠里的喜容的头刻得稍大了些，旒冕无法戴上去，负责制作的木匠很自然地用刀去把喜容削小。他的这一举动令一旁监督的一群小太监如丧考妣，抱着喜容放声大哭。至于这个冒失的木匠将会遭到怎样的严惩，亦可想而知。
为了修建生祠，地方大员们不惜“竭人间之脂，起海内之怨”。一座精美的生祠，费银达数万两乃至数十万两，这些生祠名义上是民间自发修建，其实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府行为，自然得由国家财政买单。
联想到晚明时期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连驻守前线的将士也长年半饥不饱，而对一个宦官的个人崇拜却不惜巨资，这样的朝代不灭亡，简直天理难容。
至于为了修建生祠而夺民田庐，斩伐墓木，更是不可胜数。其中，河南为建一座生祠，就拆毁民房两千多间。巡抚杨邦宪在南昌建祠，为占用地皮，竟捣毁了祭祀周敦颐、程颐和朱熹的三贤祠。――看来，历代读书人尊崇的所谓圣贤，在个人的实际得失面前，实在不值一钱。
最离谱的是，当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都不足以更新颖地吹捧魏忠贤时，尚书黄运泰发明了九千岁的尊号。也就是说，与皇帝相比，魏忠贤只差一千岁了。
监生陆万龄则向朝廷提出，鉴于魏忠贤功高盖世，应当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生父配孔子之父启圣公，共同接受后人膜拜。
7、
当各地官员“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时，一个正直的官员，哪怕他不想通过建生祠去讨好魏忠贤，但为求自保，也只得随大流。这就好比召开一个会议，尽管会场上那些口吐莲花的发言者都在撒谎，尽管你不想跟着撒谎，但当撒谎成为每个与会者必须的表态，而一旦说真话就要拖出去枪毙时，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你也只得跟着撒谎。
对晚明士大夫阶层的这种集体无耻，时任扬州知府的刘铎的说法很具代表性，他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有什么相干？
几年以后，天启驾崩，崇祯上台，魏忠贤的好戏唱到了头，政府把被清算的阉党份子列了个名单，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自首相到各部尚书、各省督抚、各镇总兵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官员。
可怜的大明子民，曾经一厢情愿地把国家中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精英身上。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无耻就像乳沟，只要肯挤，总还是有的；
第二，豺狼当道的时代，当谎言才能捕获高官厚禄时，发出正直的声音就像坐在火药桶上玩火，不仅玩的人危险，就连旁观的人也跟着危险。
